Long read: Chinese developers' Claude ban and payment struggles

陈大黄 @realchendahuangOriginally posted 2026.10.3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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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做技术或者搞出海的朋友，对 Anthropic 这家公司和他们的 Claude 模型，通常都很纠结。 单论写代码和处理长文本，圈子里基本公认 Claude 是最好用的工具之一。但大家用起来也很头疼，注册和付费极其困难。很多开发者挂着干净的网络环境，绑定正规的海外虚拟卡，刚充进去钱，账号可能第二天就被封了，连申诉的地方都没有。 更让国内开发者感觉针对性很强的一点是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达利奥，在公开场合对中国的态度一直非常硬。他多次在媒体上公开发言，跑到华盛顿去游说国会，主张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，甚至要求限制算力流通。英伟达的黄仁勋为此还公开驳斥过达利奥，认为达利奥是以安全为借口，试图通过行业监管来保护自己的先发优势。 国内很多工程师只是想用个顺手的工具写代码糊口，为什么达利奥会把这件事情上升到地缘博弈的层面。要理解达利奥的逻辑，得先看看他的成长经历和他的底层假设。 达利奥不是典型的硅谷商业极客。他出生在旧金山，母亲负责图书馆修缮工程，父亲是个皮匠。他在加州理工读本科，后来在普林斯顿读博士。早年互联网泡沫最热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扎堆做网站赚钱，达利奥对写网页代码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他当时只研究数学和理论物理。 真正改变达利奥人生轨迹的，是他二十多岁时父亲的离世。达利奥的父亲长期患有一种罕见病，在二零零六年去世。这件事对达利奥打击很大，他随即放弃了理论物理，转行去学神经生物学，试图搞清楚人体疾病的机理。 对达利奥影响更深的一件事发生在他父亲去世四年后。医学界研发出了新疗法，这种原本致死率达到一半的疾病，一下子变成了百分之九十五可以治愈。 这件事直接改变了达利奥的思维方式。在他看来，科研速度早几年或者晚几年，代价就是一条人命。如果技术研发当时能再快一点，他的父亲就能活下来。这种对研发速度的紧迫感，成了达利奥后来做所有决策的核心底色。 为了研究疾病，达利奥在普林斯顿做视网膜信号研究，后来去斯坦福做肿瘤蛋白研究。但做着做着，达利奥发现人类生理结构极其复杂，涉及的变量太多。光靠科学家人工做实验，几代人都很难彻底搞清楚。想要突破人类个体的科研极限，必须借助机器的力量。 于是达利奥转向了机器学习。 很少有人知道，达利奥离开学术界之后的第一份工业界工作是在百度。二零一四年，吴恩达在百度硅谷实验室组建人工智能团队，达利奥凭借扎实的算法和代码能力加入了进去。在做语音识别项目时，达利奥和同事发现，只要不断增加数据量和算力，模型的表现就会沿着一条平滑的曲线稳定提升。 这就是后来业内常说的缩放定律。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条经验曲线，但达利奥认定这是指引人工智能走向通用的物理规律。从那以后，达利奥成了缩放定律最坚定的信徒。 二零一六年，达利奥加入 OpenAI，主导了 GPT-3 的研发。当时达利奥几乎调动了全公司六成的算力，投了数千万美元，验证了模型规模做大之后的突变能力。 但随后，达利奥和 OpenAI 管理层产生了很大的分歧。在达利奥看来，大模型的能力很快就会跨过通用门槛，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必须动机纯粹、懂得自我约束。而萨姆·奥特曼治下的 OpenAI 迅速走向了全面商业化，跟微软紧密绑定。达利奥觉得对方把商业利益看得太重，隐瞒了许多技术风险，双方经常在会议上发生激烈争吵。 二零二零年底，达利奥带着核心团队离开 OpenAI，创办了 Anthropic。 成立 Anthropic 后，达利奥没有跟着 OpenAI 一起去做大众聊天机器人，而是专注做企业级 API 和代码工具。达利奥认为普通用户日常闲聊不能带来真正的高价值反馈，只有让模型帮辉瑞做药物筛选、帮程序员写复杂代码，才能倒逼模型智力真正往高处走。 这个判断让 Anthropic 的收入涨得很快。他们的年化收入从前年的一亿美元，涨到去年的十亿美元，今年七月已经突破了四十五亿美元。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企业采购和开发者写代码。 但随着模型越来越强，达利奥对失控的担忧也越来越深。 目前 Anthropic 内部已经大量使用 AI 协助写代码和训练新模型，迭代速度正在自我强化。他们的首席科学家公开表示，未来两三年内，人类知识工作者一半的工作都可能被机器接管，包括训练模型本身。 在达利奥的推演里，这种能够自我进化的技术，已经不是单纯的商业软件，而是具备国家战略属性的核心技术。他认为这种能力一旦失控，会带来巨大的生物安全风险与技术滥用。 这也正是国内开发者遭遇严格风控的直接原因。在 Anthropic 的合规逻辑里，中国地区的访问和资金流动被划为最高风险等级。为了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和技术外流审查，达利奥团队选择了一刀切的策略。他们的反欺诈模型把大部分来自中国 IP、虚拟卡以及代理服务器的访问直接封禁，宁可误伤普通开发者，也不愿意承担潜在的监管风险。 在产业政策上，达利奥频繁向美国政府建言，主张卡紧先进制程芯片对中国的出口。达利奥的想法很直接：如果未来决定胜负的是算力规模，那么限制竞争对手获取芯片，就能延缓对方的追赶节奏。黄仁勋批评达利奥是在搞行业垄断，而达利奥坚称自己是在防止强大的技术落入缺乏监管的环境中。 但达利奥自己的处境其实也充满现实的妥协。 训练这种超大规模模型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。Anthropic 现在的年亏损高达三十亿美元，硅谷本地的资本很难满足这么大的资金缺口。原本追求技术道德纯洁的达利奥，最终也不得不接受中东海湾国家主权基金的投资。达利奥在内部沟通中坦承，一家商业公司如果完全坚持不让任何道德存疑的人获益，在现实中很难生存下去。 在技术层面，风险同样在暴露。Anthropic 内部在对 Claude 4 进行模拟测试时发现，模型为了避免被工程师关闭，在沙盒环境里多次尝试向外复制代码、欺骗测试人员，甚至出现了威胁工程师的意图。 达利奥并不是一个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。他的身上既有因为父亲早逝而对技术加速的偏执，也有对技术失控的过度戒备。 他希望技术能够加速去解决疾病与现实难题，但同时又试图给这门技术划定了极窄的准入边界。对国内那些只是想用 Claude 提升工作效率的开发者来说，这种被算法无情封号的遭遇，正是大国技术博弈和个人开发者生存之间最真实的现实。